最近，剧集《潜行者》正在热映。其中方嘉树、陶玉玲等革命者身在敌营，一边努力求存、一边完成各种艰难任务的故事，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，一个三面间谍的艰辛。但是，以个人来说，很不喜欢里边的一个角色，那就是小女孩乐言。
在剧中，乐言是赵全章和陶玉玲的孩子，她是一个既不讨喜、还经常坏事的“小祖宗”。刚刚到方嘉树身边时，她就表现出了叛逆，在陶玉玲多次和她谈话之后，仍然天天嚷嚷着要去“找老赵”，也就是自己的父亲；后来，还因为所谓的好奇心，破坏地下工作的纪律，私自和父亲见面，并且拿走了打孔的银元，最终导致父亲被捕被杀，母亲也险些因此遭难的情况。从后面的剧情介绍来看，这个“熊孩子”还会继续捣乱，甚至可能会直接坑死自己的母亲。
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，乐言的行为似乎并无可以指责之处，毕竟亲近自己的父亲，疏远那个天天与自己母亲同床睡觉的男人，是他们的本能。而且，乐言在以方嘉树女儿的身份，出现在外人面前时，也还是能表现出一些配合精神的，这一点殊为不易。但是，她的存在，却十分客观地破坏了父母和方嘉树的潜伏工作，这是无可争议的尴尬事实。那么，在真正的地下斗争中，那些情报英雄，是如何解决自己孩子的这些问题呢？
小孩子和父母毕竟不一样，他们并没有深刻的社会体验，也没有真正地建立信仰，更没有足够的纪律性。让他们参与到地下工作中来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可能造成整个行动的失败，或者关键人员的暴露。所以在历史上，地下工作者总是刻意保持单身。即使有自己的孩子，也要送到别处，让别人抚养，以免给让自己和党组织承担风险。
其中，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。她在与毛主席结婚后，曾经过了好几年形影不离的日子，也育有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三个孩子。但是在1927年，毛主席去领导武装斗争后，杨开慧便转入了地下工作。此时，为了行动方便，她便将孩子们送到自己的母亲家抚养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杨开慧甚至完全潜伏了下来，音信全无，以至于毛主席认为她已经去世，与贺子珍结了婚。
但是在后来，杨开慧经受不住对孩子的思念，在没有完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贸然回家，结果遭到了军阀何健的逮捕。之后，何健将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一起羁押，逼她写公开信，宣布和党组织、毛主席断绝关系。杨开慧没有答应，这才有了我们熟悉的那段慷慨赴死的悲歌，以及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愧疚。
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，母子天性和革命理想冲突时，革命者的那种纠结。为了革命的成功，有时亲人相守的愿望是奢侈的。所以，在红军长征时期才会有那个“不许怀孕”的规定，以及大量革命后代被送给老乡抚养的事实。他们的决定看似不近人情，但又是那个年代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。不把孩子带在身边，不仅是革命者对自己、对党组织的负责，对孩子的生命安全，也是一种保护。
曾经还有一位著名的地下党人，他就是卢志英。卢志英是我党一位资深的地下党成员，在敌人的内部级别很高，与著名的大特务康泽都有所交往。1934年，他来到江西德安国民党将军莫雄的手下当参谋长。在得知莫雄参加了蒋介石的“庐山会议”之后，他夜闯莫雄府邸，终于从他的手中得到了蒋介石“铁通计划”的详细情况。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情报，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才能够从容地穿梭于敌人的部署缝隙之中，并最终成功闯出包围圈，成功北上的。
此事之后，卢志英暴露，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转移。结果在转移的道路上，孩子哭闹不止。面对正在追来的敌人，卢志英抱着孩子，去另一个方向引开敌人，让大队先行转移。最终，他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将孩子挂在树上以吸引敌人。最终，孩子被敌人残忍杀害，卢志英夫妇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悲伤。
生儿育女是人类的天性，又有哪一个革命者愿意抛家舍业、放弃天伦之乐呢？但是，为了理想和信仰，他们不得不硬起心肠，作出最痛苦的选择。不过，党组织对于革命的后代，还是有安排的。
就在杨开慧牺牲不久，党组织在上海设立了“大同幼稚园”，专门抚养那些红军将领、烈士的孩子，当然也包括一些地下党员的后代。为了维持幼稚园的生存，党组织每个月都会拿出数千元资金，作为运营费用。有“红色牧师”美称的董健吾先生，更是倾其所有，打理一切，妥善照顾每一个孩子。可惜的是，由于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突然被捕叛变，导致幼稚园不得不停办。而那些孩子，有一部分被分散到民间抚养，还有一部分条件允许的，被送去苏联学习生活。
长征结束后，为了解决指战员们的后顾之忧，党组织在延安设立了托儿所。抗战开始后，托儿所又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，扩建为了保育院。保育院最早设立于延安城南的柳林子，最早仅收容了二十个孩子，其中就包括毛主席的女儿李敏。孩子们在这里，受到了非常良好地照顾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被褥和盥洗用具。虽然当时的边区政府很困难，但还是保证了保育院的鸡蛋、牛奶供应。每一个孩子的月津贴，大约在3到5元钱之间，并不比一个八路军战士的少很多。
除了生活之外，保育院还成立了小学部，承担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。革命者的子女，不仅会在这里读书识字，学习科学，还会在老师的引导下，明白什么叫民族危亡，懂得革命的道理。当时的教育方针是：“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，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，健康坚实的性格，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，增进儿童知识，训练手脑并用，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。”
十余年间，延安保育院共抚养了五千多名儿童，他们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才，有一部分还成为了领导人员。可以说，正是保育院的存在，以及那么多保育干部的贡献，很好地解决了指战员和地下党成员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可以放心工作。显然，将孩子送入保育院，比带在自己身边更加安全。
当然，也有一部分孩子，在思想成熟之后，会来到父母身边，一起从事地下工作。但是这有两个前提，就是他们的心智要足够健全，信仰要足够坚定，不能动不动就犯小孩子脾气。而他们的父母，也会在一些细节之上，对他们进行指导。
我党著名的地下党员阎宝航，曾经送出了不少惊天动地的情报，比如说德国进攻苏联的具体时间、日军轰炸珍珠港的具体安排等等。他在表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少将，主持所谓的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其实就是反腐倡廉。他不仅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邵力子等人很熟，与戴笠、徐恩曾等特务头子也有交情。为了方便长期潜伏，他将自己的三子三女都送去了延安。经过教育之后，一些年长的子女，逐渐回到了阎宝航身边，和他一起从事地下工作。
阎宝航的女儿阎明诗，也和父亲一样，是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。但是，她在一些细节上做得不够好。有一次雨夜，阎明诗图痛快，把鞋袜脱了，打着赤脚回了家。很显然，这与阎明诗“大家闺秀”的身份不符。阎宝航批评了女人，说她：“天一黑就亮出了老八路的脚底板，你不怕暴露吗？”经过一番教育指导，阎明诗的地下工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历史上也确实有过一些十分机灵的小交通员，比如著名的少年英雄欧阳立安。但是，这样的小交通员仅仅是凤毛麟角，而且他们的父母，往往不是高级别的情报人员，在社会上也不是身份显赫的人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不会过于显眼，才会有时间、有机会参与到革命工作中来。那些具有很高身份的潜伏人员，他们每天都在刀尖枪口上行走，往往就不会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。只有将身边所有不可控的因素全部隔离掉，他们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，生存下去。
我们很理解，在制作电视剧时，需要一些矛盾来推动剧情，让情节看起来更加跌宕起伏。但是，影视作品毕竟不是历史真实，我们不能真的拿剧情太当回事。像乐言小朋友这样，一次次给父母挖坑、一次次破坏地下组织纪律的情况，在真实的情报工作中，是基本不会发生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