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首长，您是否还记得那一千担的救命粮，还有那些蔬菜和猪肉呢？我们党的有着优良的传统，凡是为党和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朋友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。恳请老首长在万忙中，拨冗过问并帮助解决其实际困难，给廖复初以应有的政治待遇。只有如此，方可体现人民军队的负责精神。”
1991年，已经开始在家休养的开国上将王震，正在自己的书桌前，拿着一封信出神。这封信的字迹十分工整，但是信的开头，就是上面的那段话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，怎么会让身经百战、而且长期担任国家重要领导工作的王震将军如此出神呢？所谓的救命粮，以及蔬菜和猪肉，又都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这还要从抗日战争开始说起。
南下支队
如今要说起王震将军，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太多，但是要提起南泥湾开荒的359旅，那中国人几乎是家喻户晓。王震将军，正是359旅的旅长。
1941年，革命圣地延安因为受到了敌人的全面封锁，经济陷入困境，很多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为了能够自给自足，党中央动员了所有的力量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一时间，延安的荒地和陇头，都是拿着锄头、开荒种地的人群。
这其中，表现最为突出的，就是359旅官兵。
从1938年起，359旅一直在桑干河一带进行游击战，曾经多次参与反“扫荡”战斗，并且取得了不少胜利。1940年底，359旅奉命返回陕甘边区，在延安的门户南泥湾驻防。在大生产运动发起之后，359旅也开始积极响应。
经过了两年的奋斗，359旅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吃穿问题，还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一万担公粮。1942年，毛主席亲自题词，盛赞359旅是“发展经济的前锋”。
1944年底，359旅从延安出发，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，组成南下支队，与东江纵队会合，在湘赣粤地区拓展根据地。南下支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，仍然突破敌人的多道封锁线，在1945年8月底抵达了广东南雄。
就在这时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举国欢庆。而南下支队的任务，也变得不那么急迫了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动作起来，集中了5个军，准备包围南下支队。南下支队只有指战员三千余人，只能先想办法自保。在请示中央后，王震率部北归，在十月中旬到达了湖北省的孙家畈。
此时，王震接到命令：359旅和新四军的5师，以及一部分河南军区的地方部队合并，成立中原军区，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，王震担任副司令员，继续坚持武装斗争。不久之后，中原军区就已经发展成为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、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军区。
蒋介石对中原军区的发展非常忌惮，他害怕让中原军区再发展下去，会严重威胁武汉和南京的安全。为此，他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，调集了二十多个师、共36万人的兵力，向中原军区合围过来。
此时，中原军区仅有6万余人的兵力，难以和敌人打防御战。李先念和王震审时度势，决定主动出击，对敌人各个击破。不久之后，359旅就在枣阳、湖阳等地成功打击了敌人。敌人被迫后撤，重新部署兵力。
1945年冬天，敌人卷土重来。359旅此时已经非常疲劳，武器弹药的补给也出现了问题，于是不得不返回洛阳店附近休整。
但是，当部队前进至环潭镇的时候，突然天降大雪，道路被冰封，难以行进。而且，此时359旅的军粮已经接近枯竭，急需补充。
经济模范359旅，居然遭遇到了粮食危机，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其实，部队的军需部门手里有钱，但是，周边大一点的城镇，都在敌人的掌控之中，即使有钱都买不到粮食。从后方调集粮草，太过危险不说，就是不危险，在运输上也根本来不及。
为了解决问题，王震不得不找时任鄂北行署专员的李实帮忙。但是李实此时也很困难，他的鄂北行署，仅仅只有几个工作人员，所有的财产只有一个不大的公文包，让他解决粮食问题，实在是勉为其难。
首富之家
不过，此时确实也只有李实还能有些办法了。他在鄂北地区已经活动了几年，对当地的条件相当熟悉。他知道，就在环潭镇，有一个超级富翁，他们可以帮忙。此人就是有“廖三代”之称的“环潭首富”——廖家。
环潭镇水运发达，是方圆百里的商贸中心，一直都有“小汉口”之称。这里的首富，当然是实力雄厚的。不过，廖家正应了那句话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他们是凭借卓越的商业眼光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，没有任何巧取豪夺，整个过程，可以说相当励志。
廖家的祖上不一般，是廖家寨的族长，如假包换的大地主。此人的地产极多，仅靠收租就成就了一番富贵，所以人称其为廖老太爷。老太爷的长子名叫廖临轩，此人也颇具商业眼光。他在20岁时，遇到一个意大利传教士，受其影响信奉了天主教。
当时，附近的应城地区盛产石膏，矿主张家在一次采矿行动中，开洞开到了附近徐家的矿脉上，两人因此对簿公堂。徐家找到廖临轩帮忙，而廖临轩则请了洋教士帮忙。当时的清朝知县哪里敢惹洋人，于是便判决徐家胜诉。
由于这次事故，矿井已经无法再开采石膏了，只能蓄水熬盐。徐家觉得利润不大，不想再经营了，于是就和廖临轩商议，想要以一万两千串铜钱的价格，将矿井卖给廖临轩。
廖临轩很想要这个矿井，但是又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于是便回家找族人商议。这些钱在当时，能买千余担粮食，数目不小，族人都认为拿这么多钱投资矿井风险大，于是纷纷表示反对。
廖临轩的妻子毛氏是个有见识的女人，她对自己的丈夫非常支持。看族人们不肯出钱，她便站出来表示：如果此次投资不成功，便拿出自己的陪嫁抵偿损失。族人们一看有人兜底，便不再反对。就这样，廖临轩成功买下了矿井。
咱们前面提到的“蓄水熬盐”，其实就是对废弃石膏矿的二次开发。由于石膏矿层中都会含有大量的盐分，所以只要将水注进去，过上一段时间，水就会把矿层中的盐分溶解。此时只要将水抽出来进行处理，就能同时得到石膏和盐。
这种开采方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也很安全，但是太耗费人工，成本是一般开矿的好几倍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干。但是，廖临轩却不管这些，执意要干，因为他坚信，在不久之后，石膏和盐都会有好的销路。
果不其然，随着清末乱世的到来，建筑和生活的需求都在增多。石膏和盐，自然也就成为了畅销品，利润非常可观。廖临轩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做好了布局，所以趁着这一波行情发了大财。之后，他继续追加投资，收购矿井，进入了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。
到了1919年，廖临轩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。家中的土地数量，在他手上翻了一倍。同时，他还拿出钱来，在村里建了一座能容纳五百人的大型教堂。
后来，廖临轩的年纪逐渐大了起来，感觉干不动了，于是就将所有的产业交给了二儿子廖石庵管理。廖石庵同样很有商业眼光，将家族产业继续发扬光大。此时的廖家，已经有了矿井5座，盐厂5座，工人千余人，同时还在应城购买了大量的房产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廖石庵不愿和日伪军合作，于是就退居二线，将生意交给管事张方打理。张方是个手眼通天的人，能够和日伪军虚与委蛇，廖家的财产也因此得以保全。
1943年，廖石庵因病去世，产业随即交给了廖家长孙廖复初掌管。廖复初为人谨慎，他早就和国民党的一些大员建立了联系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不仅收回了自己的所有产业，还从国民党第75师要来了七十多个人，和自己的家丁组成了百余人的“矿警队”，保护自家的产业。
廖临轩、廖石庵、廖复初三代人，把仅仅是地主家庭的廖家成功带入了商业圈子，并且成就了一段久盛不衰的传奇，所有他们家才有着“廖三代”的称呼。
出手相助
廖家人虽说大富大贵，但是却不是为富不仁的守财奴。在民族底线的问题上，他们一直都守得很坚决。抗战期间，廖家曾经担着很大的干系，将祖产借给国军127师当做指挥部。新四军的第五师曾经有一段时间遭遇封锁，生活困难，廖家也是慷慨解囊，送去了他们急需的食盐和金钱。在他们的心里，还是有着爱国热情的。
所以，在359旅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，李实首先想到了廖家。但是，此时已经不再是抗日时期，廖家和国民党关系匪浅，能否相助我军呢？李实虽然拿不准主意，但是此时也只能冒险一试。
当李实敲开廖家大门的时候，家主廖复初并不在家。接待他的，正是当年廖复初的祖母、当年支持廖临轩收购矿井的老太太毛氏。这位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但是耳不聋眼不花，头脑非常清晰。
当听李实说明来意后，毛氏说道：“我们廖家，向来是爱国明理的，也希望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。我看现在那么多老百姓都支持你们共产党，想来你们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我们廖家人都不是守财奴，我这个老婆子又岂能坐视不理呢？你们需要多少粮食，请给个数吧。”
李实一听，非常高兴。他回答说：“老夫人，您可真是深明大义啊。我们现在需要粮食千担，其他的就再无所求了。我可以给您写一个欠条，等到革命胜利后，必然连本带利如数奉还！”说着，他就拿出了事先写好的欠条，盖上了鄂北行署公章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毛氏拿过欠条，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李先生，欠条就不必了。这些粮食，就当时我们廖家给你们的支援吧。”说着，她把管家叫来，当众将欠条撕毁。
这一次，廖家不仅支援了359旅上千担粮食，还有几十口大肥猪，以及大量的蔬菜。这一下，359旅的问题全部解决了，很快他们又在战场上生龙活虎起来。
地主落难
1946年，蒋介石亲手撕毁《双十协定》，解放战争随即爆发。而廖家，也被一下子打入低谷。
国民政府为了讨好欧美，开始大量高价进口石膏和盐，这一下直接影响了廖家的本土矿业受到了很大打击，销量直线下降。而且，国民党高官腐败不堪，不断地巧立名目讹诈廖家。前前后后，他们从廖家抢走了黄金多达八十多两。同时，国统区那高到离谱的通货膨胀，也让廖家损失惨重。
生意不好做也就罢了，偏偏廖复初辛苦搭建的人脉关系网，也同样靠不住。国民党高官看上了廖家的矿产和房产，所以就利用矿警队抢夺了矿井的实际控制权，排挤廖复初。更有甚者，他们利用矿警队打击工人，打击地下党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1949年，江南一带逐渐解放。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，廖复初重新掌握了矿井，重新开始经营，甚至还成了当地的民意代表。但是到了1951年，却突然有人举报廖复初曾经犯过两项大罪：第一，廖家的家丁曾经和湘鄂西红军有过对抗；第二，廖复初的矿警队曾镇压过工人，捕杀过共产党人。
实际上，这两项罪名都和廖复初没什么关系。他的家丁确实和红军有过对抗，但那是在廖石庵时期，早已时过境迁了；至于镇压工人、捕杀共产党，更是国民党派来的监矿人员所为。当时的廖复初，已经被排挤出了管理层，这些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。
事实上，廖复初不但没有捕杀过共产党人，反而利用自己的关系，掩护、保护过地下党。甚至有一次，他担着巨大的干系，带着一箱一箱的银元，从矿警队和国民党高官的手里，救下了三名已被查实的共产党员。他对国家，是有功的。
但是，两件事又确确实实的发生过。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复杂，对于廖复初这样的大资本家、大地主，人们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。不管他是否参与过犯罪，人们都会抱着一种“宁可错，不放过”的态度来处理。
就这样，廖复初被判了刑，进了监狱。而廖家的矿产，也被国家没收。
随之而来的，是整整39年的监禁生涯。等到1990年廖复初出狱的时候，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。他此时已经没有了对未来的奢望，只希望能和自己的家人踏踏实实地在一起。
很快，廖复初就来到武汉，和自己的家人团聚。但是，按照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，他这个被监禁了39年的地主，是无法落户的。也就是说，廖复初成了“黑户”，没有任何社会保障。这对一个老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。
于是，廖复初开始频繁的给相关部门写信申诉。但是，时过境迁，当初能证明他给359旅提供粮食、赎回三名共产党员的证明人，基本都已经作古，他所说的话根本没法证明，他的所有申诉也全部被驳回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廖复初在一本杂志上，看到了一篇文章。文章的作者是马希良，而叙述者则是当初前来借粮的李实。在文章中，李实回忆了当初找廖家求助的事，这让廖复初又看到了希望。他赶紧去打听李实的联系方式，却发现他早就已经病逝了。
最后，廖复初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给文章的作者马希良写了一封信。信中，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，并且希望马希良可以仗义相助，作为一个间接的证明者，再帮自己争取一下。
受托求助
马希良原名马兴，是山西晋城人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参加了八路军，被分配到359旅。
马希良热爱写作，虽然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战士，却经常在军中的重要媒体上发表文章。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，逐渐惊动了王震。
王震将军幼年家贫，虽然上过几年小学，却算不上有多少学问。他对读书学习，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爱好。对于知识分子，他也非常尊重。在听说自己的部队里出了一个“秀才”之后，他马上就来找了马希良。
当时，马希良正在田地里干活儿。王震到来之后，立刻拉着他到旁边闲聊。结果他发现，这个马希良还真的是不一般。于是他说道：“你可是咱们359旅的笔杆子，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不用一级一级的上报。”后来，王震还把马希良调入了718团的政治处，从事宣传工作。
马希良的性格，仗义、正直而又热心。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稿费，收入很少。但是，他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，不但自己不舍得吃穿，就是孩子来管他要钱，他都不愿意给。不过，要是同事有了困难，或者单位有了困难，马希良却能随时拿出钱来帮忙。
可想而知，以马希良的这种性格，看到廖复初的来信之后，会是怎样的表现。他马上给王震将军写了挂号信，并且向他提起了当年的事，希望他能帮忙。这也就是本文开始时，让王震感慨的那封信。
信寄出之后，马希良还觉得不放心，想要亲自去拜访一下廖复初。等他来到武汉，敲开廖家的大门之后，却发现这户曾经的一方首富，如今居然家徒四壁，生活困难。于是，马希良拿出了自己的一百块钱，塞给廖复初，说道：“当初你们家对革命的帮助意义重大，这是给你的一些补偿。”
廖复初看着钱，眼泪流了下来。他将钱还给马希良，说道：“我们当初支持的是国家的部队，你个人的馈赠我怎么能收？”
马希良听得出来，廖复初的话里，隐隐有一种对国家的抱怨。于是，他说道：“这不是我个人的钱，是我替你向民政局申请的救济金！这只是第一笔，以后不定期的还会有。”
廖复初将信将疑的看了马希良半天，最后还是收下了钱。
从这天开始，马希良便有了一个新的工作：去工厂里捡垃圾变卖。每次凑够一百块钱，他就会给廖家送去，并且说这是救济金。马希良的所作所为，目的只有一个：为359旅“还债”！
而另一方面，王震将军在收到信之后，也认识到此前的工作有所疏漏。他马上指示有关部门，再次对廖复初的问题进行调查。这次由于有了他和马希良的作证，廖复初的名誉很快得到了恢复，判决被撤销，几十年的工资，也全部补发。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廖复初，终于得以安享晚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