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鲍确系在1927年即与党组织展开合作，在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，一个时期内对党贡献颇大。”
1952年，刚刚从朝鲜回来的陈赓将军，在自己的家里写了一份证明材料，内容便包含上面的这句话。他要帮助的人，名叫鲍君甫，也叫杨登瀛，是一个同时和我党、日本人关系都很密切的中统特务。不过，在当时，此人已经被打入了监狱，准备接受死刑。那么陈赓将军的一番话能够救他吗？两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？
鲍君甫是广东省香山县（今天的珠海）人，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。他十分聪明，也懂得如何与人交际，所以对日本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多有了解。他对日本的认识，比当时的很多政治家还要清晰很多，这就使得鲍君甫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日本通”。
1919年，鲍君甫回到上海，开始在一家日商洋行里任职。虽然此时他年仅19岁，但已经凭借娴熟的日语，以及对日本的理解，成为了商行里的“台柱子”。一有闲暇时间，他还会给一家日本的通讯社写东西，赚取一些稿费。这些行为，有效地提高了鲍君甫的社会知名度。
1924年，国民党政府在广州举行了代表大会，宣布改组完成，同时还宣布推行“联俄联共”等一系列政策。鲍君甫受到感染，也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。第二年，上海爆发了“五卅惨案”，鲍君甫投身其中，为工人们奔走。在这期间，鲍君甫结识了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，两个人正好是同乡，遂生出亲近之感。经过一番交往后，两人成了密友。
杨剑虹也不瞒着鲍君甫，他很快表露了自己的帮会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。不久之后，杨剑虹去广东投靠了陈立夫，并且很快成为了他的亲信。而鲍君甫，也在杨剑虹的介绍下认识了陈立夫，以及一众国民党高层人物。
1928年，蒋介石在上海组建中统特务机关，杨剑虹担任了总干事。杨立刻通知鲍君甫，聘请他成为了自己的副手，专门为蒋介石打击异己而服务。但是，时间还没过半年，杨剑虹就因为涉嫌贪腐而被迫自杀了。
按照“连坐”原则，鲍君甫此时也该遭殃才对。但是，他却很意外地走了一步好运。蒋介石十分赏识他，所以不但没有因为杨剑虹的关系惩罚他，反而将他提升成为了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，负责整个上海特务机关的运行。
鲍君甫的好运，还不止于此。当时的中统局大佬徐恩曾，对别人都不很信任，但唯独对鲍君甫，却敢于大胆放权，甚至于对于他带头查办的案子毫不过问。鲍君甫在上海中统一手遮天，搞得法租界也对他十分重视，甚至聘请他当了顾问和名誉探长。
表面上看，鲍君甫是一位大权独揽的国民党大特务，可实际上，他却有另一重身份：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工。
鲍君甫与共产党的接触，开始于1926年。当时，有一个人突然敲响了他的家门，声称自己仰慕他的为人和学问，希望和他学习日语。此人彬彬有礼，态度既友好又不失风骨。鲍君甫和他一见如故，很快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而这个人，就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陈养山。
陈养山是浙江上虞人，也是在1925年“五卅运动”前后加入的党组织。他当过恽代英的助手，参与领导过上海闸北区印刷工人罢工。1926年，他开始从事统战工作，鲍君甫是他最早开始统战的对象之一。在交往一段时间后，陈养山觉得鲍君甫为人正直，可以信任，便将他介绍给了周恩来和陈赓。
鲍君甫在早年间接触过共产党，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，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种思想当做一辈子的信仰。他不想放弃国民党方面的仕途，但是却又不想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，因此在认识陈赓之后，表示自己希望当一个外围的情报人员，但是不加入党组织。陈赓同意他的请求，而且为了能让鲍君甫方便工作，给他购买了一辆汽车，还给他派了一名同志担任助手兼保镖。平日里，陈赓也会提供给鲍君甫一些过期的情报，培养他在徐恩曾眼中的重要性。
在之后的几年里，鲍君甫一边当着国民党中统局的高官，一边给共产党提供情报，成了一个级别非常高的“双面间谍”。通过他的努力，作为情报组织的中央特科，先后除掉了白鑫、戴冰石、陈慰年、黄弟洪等百余位危害极为严重的叛徒，营救出了任弼时、关向应等数百名重要的领导干部和同志。可以说如果没有他，我党的情报工作将会是另一副面貌，历史可能会被改写。
然而到了1931年的4月，一件塌天大祸却突然而至。正在一个马戏团表演魔术的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突然被捕，并很快叛变了。他知道党组织的大量秘密，也知道鲍君甫的事情。一时间，中央特科面临着整体暴露的危险。
顾顺章叛变的情况，很快被我党情报人员钱壮飞得知，他很快通过李克农，将消息传了出去。很快，党内便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撤退，很多领导都退出了上海。陈赓撤退之前，找到鲍君甫，希望他也能躲一下。但是，鲍君甫却认为自己的关系深厚，应该没有大事。陈赓无奈，只能告诫鲍君甫，先做一下思想准备，万一顾顺章真的咬住他，要想好如何反击。对这些劝告，鲍君甫没有重视。
事情的发展，果然如陈赓所料，顾顺章还真的将鲍君甫给指认了出来。事到临头，鲍君甫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很快就被抓了起来，关进了监狱。
被关起来的这段时间，对鲍君甫影响很大。他虽然仍然同情共产党，但是也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吓怕了。他开始向中统高层表示，自己会“痛改前非”，只要能饶他一条活命。
巧的是，正在其处处求饶的时候，陈赓因为来上海治疗腿伤而被出卖，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。曾经在秘密战线上的战友，就这样在监狱中相遇了。不过此时，陈赓仍然信仰坚定，而鲍君甫已经和曾经判若两人了。在一声无奈的叹息之后，曾经的黄金搭档彻底分道扬镳。
鲍君甫的告饶，很快就收到了效果。他在青帮中的大哥张道藩，开始向陈立夫、徐恩曾求情。他说道：“鲍君甫就是个情报贩子，错误上升不到共产党情报员的程度。而且，他以前为中统立了那么多功，如果一朝犯错就一棍子打死，恐怕寒了别人的心。”
至于陈立夫和徐恩曾，脑子里则想着另外一件事：鲍君甫是他们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如果最终将他是共产党情报员的事情坐实，首先面子上不好看，其次还会因此惹恼了蒋介石，对他们的发展也将会极为不利。尤其是徐恩曾，有钱壮飞的例子在前，此时特别害怕折腾。因此，陈、徐二人也都希望鲍君甫这里别再出事。最终，鲍君甫被“大事化小”，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。
鲍君甫虽然被放了出来，但已经失去了一切职权，只能靠积蓄艰苦度日。后来，他去了南京生活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困难。
党组织在得知了鲍君甫的情况后，委托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妻子安娥，给他送去了一笔安家费用。安娥和鲍君甫也是老相识，曾经一起从事过情报工作。
不过，此时的鲍君甫，已经变得有些风声鹤唳了。他一看安娥来了，立刻二话不说将其推出了家门。他隔着门喊道：“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，会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麻烦的。”
从此以后，鲍君甫彻底断掉了和党组织的一切联系。陈立夫看他如此乖巧，于是声称自己感念旧情，重新起用了鲍君甫。不过，鲍君甫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位置了。当时，国民党为了“改造”被捕的共产党，成立了一个“反省院”。鲍君甫在徐恩曾的安排下，成了反省院的副院长。这是一个既没有油水，也没有前途的职位，接触不到任何情报和机密。但即使如此，鲍君甫仍然要面对其他特务的频繁审查，日子过得一点尊严都没有。
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日军很快兵临南京城下。慌乱的蒋介石和中统局，决定立刻西迁重庆。本就可有可无的鲍君甫，直接被扔在了南京。此后的几年，鲍君甫凭借流利的日语，开始给日本人做事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，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也没有当汉奸。
1940年3月30日，汪伪政府正式粉墨登场。为了“改造”抗日志士，汪伪政府成立了“中央感化院”。而鲍君甫，又受聘成为了里面的一名“训导员”。不过，他对关进感化院的人从不打骂，也从不虐待，而是想方设法地保护他们。所以在抗战胜利后，也没有人想到要去清算他。
不过，随着汪伪政府的倒台，鲍君甫再次失去了工作。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摆起了一个小烟摊，勉强度日。1949年，南京解放。鲍君甫由于已经和党组织隔断了十几年，便没有求助，而是继续自己平静的生活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
1951年1月，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知，开始对当初的帮会、特务人员进行登记。鲍君甫感觉自己有过为共产党人工作的经历，便没有去主动登记。不久之后，就有人找到他，进行一对一谈话。鲍君甫顾虑重重，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过去。但是，他当过中统特务和汪伪官员的事情，后来还是被挖了出来。结果因为他没能第一时间说清楚自己的问题，直接被判处了死刑。
听到判决后，鲍君甫着急了，他赶紧说出自己曾经为中央特科工作的事情，并且要求陈赓将军给他作证。法院对他的话很重视，于是便写了信，专门向陈赓询问相关的事情。可是，当时陈赓正在朝鲜前线，所以直到将近一年后才收到了这封信。陈赓非常重视，很快就写了回信。其中除了确认了鲍君甫的历史功绩之外，也并没有帮他掩盖汪伪时期帮日本人做事的污点。消息传来，陈养山、安娥等鲍君甫的老同志，也纷纷写材料帮其证明。法院在综合考虑之后，取消了死刑判决，仅仅判处鲍君甫一年管制。
一年后，鲍君甫重获自由。但是，此时的他身体孱弱，没有劳动能力，生活陷入了困顿。1956年，南京军区将他送去了北京，和陈赓、陈养山、安娥等人见面。当年的同志再次聚首，自然有一段感慨。后来，几人了解到鲍君甫生活困难，便开始想办法帮助他。后来，陈赓指示南京市公安局，每个月给鲍君甫家发放一百元的生活补助。
虽然有了补助，但是鲍君甫子女多，生活依然捉襟见肘。一年冬天，南京城突然遭遇寒流，鲍君甫无奈，只能向当初被自己赶走的安娥寻求帮助。安娥倾囊相助，给鲍君甫送来了全新的棉衣。鲍君甫感动不已，对安娥感恩戴德。
1969年，鲍君甫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他在弥留之际，对自己的孩子们说道：“我不是特务，不是叛徒，也不是什么内奸，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，自己也说不清，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……”
而1976年，周总理在病危之时，对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说道：“杨登瀛（即鲍君甫）曾经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。对于他这样的人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……”
鲍君甫这样的人，在历史上有其特殊性。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，但是却做了很多不次于英雄、甚至超过英雄的事情，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。虽然由于个人选择的问题，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，但是正如周总理所说，他们这样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应该忘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