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通知下去，所有单位的主官，包括村里的民兵队长，后天都要到司令部集合，给团长胡兆祺同志开追悼会！”
1941年10月的一天，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，突然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。
给一个团长开追悼会，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，兴师动众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一旁的警卫员此时却十分疑惑，他说道：“司令员，胡团长真的牺牲了吗？不是还没有消息吗？”
“就这么办！”薄一波的语调十分坚定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隔了一天后，在太岳军区司令部的大院内，确实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。追悼会的最后阶段，几个八路军战士抬出了一口黑漆棺材。团长胡兆祺的妻子，用手拍打着棺材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追悼会结束后，人们将棺材抬到后山掩埋。在坟墓的前面，还立上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胡兆祺团长永垂不朽”。当作完这一切后，薄一波的脸上，突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的心里可能在想：胡兆祺同志，这回应该安全了。
在八路军中，很难见到如此隆重的追悼仪式。虽然每一位高级指挥员的牺牲，我军都会召开追悼会，但如此大张旗鼓地办丧事、下葬，却还并不多见。其实，薄一波的这种做法，是对付敌人、保护自己同志的一条妙计。
胡兆祺团长，在太岳军区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是沁源县城关人，1903年出生，曾经上过高中。后来因为家贫，他进入了阎锡山开办的军校读书。在校期间，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，找到了自己的信仰。在中原大战后，他看清了军阀的本质，遂决定投身革命。可是，在他准备发动起义的时候，消息泄露，他因此只能返回家乡工作。这之后，他因为搞地下工作而多次被捕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进入太岳军区，与日本侵略者和阎锡山等顽固派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。已经成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的冈村宁次，对八路军的根据地采取了很多钳制和绞杀的办法，还对老百姓采取了惨无人道的“三光政策”。他的这些手段，确实非常厉害，根据地的损失非常严重。
9月份，冈村宁次开始对八路军太岳军区发动新一轮的扫荡，他命令清水师团的3万日本虎狼，用所谓的“铁滚战术”，向着军区内部碾压而来。面对敌人的压力，八路军59团、25团和386旅的16团，一边负责掩护司令部和机关撤退，一边借助山林地势与敌人周旋。在其他人都突出重围后，这三个团也开始找机会突围。
其中，59团在团长胡兆祺的带领下，去马森、城壁一带的林地寻找机会。但是，日军如同狗皮膏药一样尾随而至，将他们困在了这里。一时间，59团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战斗异常惨烈。胡兆祺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，亲自断后，结果被敌人俘虏。和他一起被俘的，还有上百名八路军战士。
日军在听说这支部队是八路军59团之后，非常高兴。59团是抗日劲旅，团长胡兆祺名声在外，鬼子们是真想把他抓住，好向自己的上级邀功。于是，他们对被俘人员进行了盘查，看他们谁是胡兆祺，或者谁知道胡兆祺的下落。
很快，胡兆祺本人，就被日军提审了。但是，他可不会让鬼子们如意。接下来的一番应对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只听鬼子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“我是伙夫。”胡兆祺回答道。
鬼子再问：“你是伙夫？怎么手上有打枪磨出的老茧？”
“我们八路军人人都得训练，你去看看，谁的手上没有老茧？”胡兆祺说。
“那你认不认识胡兆祺？”鬼子再次发问。
听了这一句，胡兆祺的心里一喜。对方这么问，证明他们不认识自己。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。于是他回答道：“认识，老给他做饭还能不认识？”
“那你说，他在哪儿？”鬼子再问。
胡兆祺看了看远处的群山，随便指了一个山头说道：“我昨天看见，他带着几十个人上山了，就是这座山！”
鬼子大喜，在第二天就发动了对附近几座山的大规模搜索。当然，这是一场注定劳而无功的行动，但是，胡兆祺也正是用了这个办法，给自己争取了几天时间。
而另一方面，已经跳出包围圈的薄一波司令员，突然在没有接到胡兆祺死讯的情况下，筹备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。正如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一样，追悼会和葬礼都非常隆重，太岳军区和附近的城乡市镇人尽皆知。
于是，一个伪军队长赶紧去找日本人“高密”，他说道：“别再搜山了，八路军那边都开了追悼会了，胡兆祺肯定是战死了。”日军反复核实之后，证明了消息的可靠性，于是便不再寻找了。至于胡兆祺和那些被俘的同志，则全部被他们送往了抚顺的大山煤矿当劳工。
其实，薄一波司令员之所以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开追悼会，不过是一种迷惑行为。他就是要告诉敌人，胡兆祺已经牺牲，这样就会放松对他的寻找。只要胡兆祺没有牺牲或者被单独关押，就能少受一些罪，营救他就会变得相对容易。
煤矿的生活，当然是异常艰苦的。但是胡兆祺知道，党组织和部队不会忘记自己。在听说军区给自己开追悼会时，他便心领神会，知道这是代司令员放的烟幕弹。所以在煤矿，他要想尽办法活下去，等待重见天日的一天。
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胡兆祺团长一直在煤矿苦苦煎熬。他在这里，带领同志们巧妙地和敌人周旋，为了工人的利益斗争。他本是一名军事干部，此刻却干起了工人运动的工作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矿工们的待遇得到了提高，斗争形势也逐渐有了转机。这之后，他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，得救的机会更大了。
而另一方面，胡兆祺的妻子在这些年却是烦恼不已。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志，开始一次次地给她介绍对象。薄一波司令员虽然不能明着反对，但是却经常劝她要“再等一等”。时间一长，胡兆祺的妻子也有了一些感觉，是不是老胡还没死？有了这种想法，她就决定等下去了。但是，介绍对象者还是络绎不绝，她都不知道如何拒绝，只能以各种理由搪塞。在胡兆祺等待时机的同时，她也在苦熬。
1943年初，日军已经出现了颓势，太岳军区也得到了大发展。在当地抗日武装的接应下，胡兆祺团长逃出了煤矿炼狱。他一路乞讨，凭着记忆往山西走。在半路上，他巧遇了吕正操将军，随即被送回太岳军区，和老首长以及自己的妻子团聚了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知道，原来当初薄一波司令员开的那场追悼会，原来是迷惑敌人的一个计策。
这之后，胡兆祺回到延安，先后进入中央党校和抗大学习，并且因为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。抗战结束后，他进入东北，担任东北军政大学军械科长。他的好学和知识，让他在军队教育的道路上有了用武之地。此后，他一直在军事院校任职，后来还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，主要研究外国军队的战术与战略思想。1955年，新中国第一次大授衔，胡兆祺被授予了大校军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