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和彭德怀，从来都是言不及私，相待以诚，相争以理。我们的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，如此而已。”
在自己的晚年，开国大将黄克诚将军，总是这样回忆自己和上司彭德怀的关系。这位以敢说话、敢顶撞上级而闻名的将军，确实曾经和彭德怀元帅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。但是，两人又曾经不顾自身安危，各自为对方说话，甚至是救对方的性命。这种直率而纯真的关系，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
黄克诚将军，出身于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，他先后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北伐战争，有过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。在1927年的“四一二政变”之后，他回到家乡组织起义，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，从此成为了红军中的一位勇将。
1928年，黄克诚的部队被敌人打散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他和同志李卜成在大山中等了很长时间。趁着敌人的一个疏漏，二人逃了出来，去上海寻找党组织。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，二人过得险象环生，曾经多次面临暴露的危险。后来，二人回归组织。黄克诚先是干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，之后又回到红军，继续指挥战斗。
当时，黄克诚担任红3军团第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，顶头上司正是彭德怀。然而，两人的碰撞也在这一刻开始。
1930年6月，由于李立三掌握了党的指挥权，红军一下子掀起了一种过度自信的浪潮。当时，武汉被认为位置重要，而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，于是上级便命令彭德怀，出兵攻击。
当时，红军的指战员对于这次军事冒险行为，普遍持支持态度，就连彭德怀也是如此。但是，黄克诚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。他在作战会议上，公开反对这一计划。这一与大多数人“唱反调”的行为，立刻就招来了不少敌视的态度，彭德怀也是大发雷霆，让黄克诚“少说话”。但是，黄克诚据理力争，冷静地对比了敌我双方的实力，指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。
听了他的一番解说后，彭德怀的态度也有所松动，于是改变计划，去攻击敌人力量更弱的长沙。黄克诚虽然仍不同意，但是攻击城市是上级的命令，彭德怀也不得不执行。于是，一场军事冒险行动开始了。经过十天的攻击，红军没能打下长沙，反而险些遭到了敌人的反包围。事实证明，黄克诚是正确的。而彭德怀，不仅没有因为黄克诚反对自己而看轻他，反而更加重视他，维护他。两人的关系，在不知不觉中越走越近。而黄克诚将军，也和红三军团一起，经历了好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，数次险些把命丢在了战场上。
1930年7月，彭德怀命令黄克诚，在平江县城以南20华里的晋坑山，伏击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。此次战斗，虽然红军有着伏击的优势，但是敌人的力量较强，所以战斗刚一开始，就呈现出一种混战和胶着状态。到了黄昏，敌人的反击越来越猛烈，黄克诚部被割裂开来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。
稍晚些时候，黄克诚开始带着部队寻找友军。他本来就是高度近视，此时由于战斗，他的眼镜镜片上沾满了灰尘，一片模糊。影影绰绰之间，黄克诚突然发现，身边来了一支队伍。但是由于视力的关系，他无法分辨敌友。随着双方越靠越近，黄克诚猛然发现，这支队伍的装备十分整齐，而且似乎每个人都在举枪瞄准。他立刻意识到，这群人是敌人。为了自己战友的安全，黄克诚冲了过去，大声喊道：“别开枪”！
然而，在他跑过去的同时，对方的枪已经响了。黄克诚一个卧倒，可没想到底下居然是个陡峭的山坡。就这样，他顺着山坡滚了下去，刚好躲过了敌人的子弹。
半晌，他在山坡底下爬了起来。十分幸运地是，他没有中弹，也没有受伤。但是，他的公文包和眼镜没有了，他只能循着喊杀声，慢慢地摸索到了公路上。
此时，红军已经取得了胜利，正在乘胜追击，正好有一支部队经过了黄克诚的身边。他隐隐约约看到了队伍中有人佩戴红袖标，于是便跟了上去，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部队。战友们看到他之后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有人看到他在敌人射击的同时倒下，还以为他牺牲了呢，并且已经将消息上报。如今看他又回来了，自然是又惊又喜。从此，黄克诚的身上又多了一个传奇故事。
时间很快到了1931年的盛夏，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“围剿”。红军战士奋起抵抗，与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。然而此时，红军内部，却掀起了一场打击“AB团”的风潮。
所谓的“AB团”，曾经是国民党用来打击革命团体的一个政治组织。后来，红军内部整肃成分的活动，突然被人为加剧，很多革命军民也被诬陷为了“AB团”，受到了惨烈地打击。很多优秀的战士，因此而遭到了冤杀。
前方战斗正酣之际，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了红三军团。当时，已经升任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正在指挥战斗，就接到命令，要求他立刻回到军团政治部，接受新的任务。黄克诚以为是战斗任务，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。然而等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政治部之后，看到了却是一些冷漠的面孔。经过介绍，黄克诚才知道，这些人是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的。
这些委员拿着一张纸，态度严肃地对黄克诚说：“这份名单上的人，都是被供出来的‘AB团’分子。请你立刻将他们抓捕归案，押送委员会接受审查。”
黄克诚接过名单一看，发现上面所罗列的，大多是部队中久经战阵、作战英勇的基层指挥员。甚至其中的两个连指导员，还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他对这些人心知肚明，知道他们对革命的坚贞。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“AB团”？而且，他也明白被指责为“AB团”是什么后果，含冤而死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，被推进这个火坑。
黄克诚扶了一下眼睛，冷静地说：“我可以担保，这份名单上，没有一个会是‘AB团’分子，希望委员会能够再调查一下，不要冤枉了好人。”
“住口！”一位年轻的干部突然拍案而起，指着黄克诚的鼻子说道：“你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，又是师政治委员，应该懂得，对于党组织的决定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。如果不执行，你就是包庇，罪过和他们一样！”
黄克诚知道多说无益，便转身离开了政治部，重新上了战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没有将一个人送到委员会审查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革命同志。
然而接下来的几天，委员会的催促越来越急。黄克诚怕事情有变，便秘密地通知了那些名单上的同志，让他们上山躲避，希望能撑到风头过去。于是，这些军事干部便过起了一段非常“忙碌”的日子：在战斗开始时，他们便下山来，回部队指挥；战斗一结束，他们就马上回到山里躲起来。每天来来回回的，非常辛苦。
然而，委员会很快就察觉到了黄克诚等人的动作，于是决定绕开他，直接对那些军事干部下手。黄克诚最看重的两名连指导员，很快就被抓捕杀害了。黄克诚得知后，异常悲愤，立刻就找到了军团政治部，怒斥委员会干部，做了“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！”
那些委员会干部，本就对黄克诚此前的“不配合”十分不满，如今看他敢反驳自己，立刻火冒三丈，下令将他抓了起来。很快，这些委员会的干部，就给黄克诚安上了“同情和包庇AB团分子”的罪名，准备将其处决。
正当这个危急的时刻，军团长彭德怀到了。他早就听说，黄克诚对于抓“AB团”有意见，知道他可能会吃亏，所以已经在关注形势了。他赶到之后，对委员会的干部软硬兼施，让他们务必“刀下留人”。
彭老总的威望和地位摆在那里，委员会的干部也不敢忽视他的命令。于是，在做了一番调查后，黄克诚被释放。虽然他因为“包庇罪”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，但好歹留下了一条命。
然而，黄克诚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命原来是彭德怀救下来的。在当时，他已经被关了起来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。而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，也没有提彭老总。所以从被捕到释放，黄克诚始终有些糊涂。不过，他对这些倒是没有怎么在意，毕竟能够重上战场，对他来讲就是一件好事。
在接下来的岁月中，黄克诚将军仍然在一线奋战，也依然因为自己敢说敢做，顶撞了不少人。其中，既有新四军的领导陈毅，也有开国领袖毛主席。他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只知道心中有话，就要说出来。他总是说：“不让我说真话，就是死也不干。”
时间很快来到了1959年，在庐山会议上，一向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怒指经济数据造假。他的言辞十分激烈，结果得罪了不少人。这些人在毛主席面前搬弄是非，最终导致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，遭到了不公平地对待。黄克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，于是多次找中央领导谈话，并且在会议上公开表示支持彭老总。
黄克诚作为彭德怀培养出来的一代名将，早已是一部分人的眼中钉，此时一看他主动说话，立刻造谣，说他支持彭德怀，是为了报当年的“救命之恩”。这一下，反倒让不明就里的黄克诚有些诧异了。最后经过了解，他才知道，当年自己躲过一劫，原来是彭老总救了自己。
但是，此时黄克诚即使想要帮彭老总说话，也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很快，他也遭到了打击，被撤销了军内党内的一切职务。从此后，他沉寂了将近20年，直到1977年才复出。
复出之后，黄克诚主持纪检工作，也参与了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军事卷》的审议工作。在面对一些争议人物的编写时，他的态度是让编辑同志作“司马迁”，一切以事实为依据，秉笔直书，既不能规避其错误，也不能忽略其功绩。功是功过是过，两方面都要写，都要明确，这样才能符合历史事实。
1986年12月28日，黄克诚将军去世，其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：“即死无憾矣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怍人。”这些话，确实是对黄克诚将军的最好写照。
黄克诚将军和彭老总，就是这样一对性格相似、人生观相似的将帅。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事情，直言指摘，客观批评，从不夹带私人恩怨。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，确实值得人称道。但是，两人在面对新的形势时，又往往不重视工作方法，不会用一些委婉的方式达到目的。这不但让他们自己遭遇了打击，还没能推进自己想要达成的事业，十分遗憾。但不论如何，两人都是值得后世敬仰的革命家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