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希望领导能够同意，让我在2号监室内住一晚。”1985年，已经82岁的黄维突然出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，并向组织提出了这样奇怪的请求。这个地方，充满了他太多的回忆，也见证了他从一个不问对错的大头兵到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转变历程。
黄维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官，蒋介石的死忠嫡系。1948年，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包围。他为了突围，使用了所谓的“蹂躏战术”，指挥士兵以小集群不断发起自杀式的冲锋，甚至还不惜使用毒气弹，给解放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。12月15日，十二兵团被解放军歼灭，黄维成了高级俘虏。但和其他很多被俘人员不一样，黄维开始试图用一个假身份蒙混过关，被拆穿后又表现得十分强硬，不服不忿，甚至要求解放军把自己放了再打一次。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用“蹂躏战术”这种惨无人道的突围方式时，黄维脖子一挺，高声说道：“我想赢啊！”
黄维对胜利的渴望，是其他国民党军官中少见的。但是黄维的战术头脑偏偏又不灵光，打仗不够灵活，只知道硬扛。所以不少人称他是“书呆子”将军，这真可谓是实至名归。但是他这个“书呆子”的顽固，却在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，让管理人员觉得十分头疼。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在原北京第二监狱的基础上改造而来，专门用来关押和改造战犯。在这里，黄维的官不是最大的，他的上边，还有徐州剿总司令的杜聿明，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等国民党高级官员。但是要论强硬，黄维绝对是第一。
黄维在功德林，几乎可以算是独树一帜。面对管理人员的单独谈话，他始终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军人，不懂政治，所作所为皆是出于职责。甚至使用毒气弹，也是作为一个军人的争胜本能，根本不存在什么罪行！他有一句口头语：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打了败仗！
对于政治思想上的学习，黄维也非常抵制，所用手法匪夷所思。除了课上不记笔记、不听讲等“常态”之外，他还使用大量笔墨写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表示自己的所谓“忠肝义胆”。一次，黄维看见书单上有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以为是冶金方面的科学书，就买了。可拿到手之后发现是一部革命小说，黄维看完后觉得索然无味，竟然将书撕了当厕纸来用。此事在国民党战犯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后来还是管理人员主动担责才让事情过去。
不认罪、不学习、不改造，这还仅仅是黄维的“冷暴力”。除此之外，黄维还不爱听人家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半句不是，听完了不是生闷气就是大声反驳，因此没少和别人起冲突。一次，学员们私下讨论国民党的“四大家族”祸国殃民，黄维不爱听，又大唱反调。当时的学习组长董益三威胁黄维说要举报，黄维也不说话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两行诗：龙游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董益三也怒了，抢过笔记本撕得粉碎。黄维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，挥拳就和董益三打了起来……
除了和当年的同僚打架，黄维还经常对在功德林改造的日本战犯挑衅。当时有几个日本战犯由于身体原因受到特殊关照，黄维看见之后非常不满，说道：“凭什么我们流汗劳动，小鬼子却优哉游哉？”于是他煽动了不少看不惯日本人的战犯闹事，任凭管理人员如何做工作也无济于事，后来只能是将中日战犯分开关押。
凡此种种可以看出，黄维在功德林是不折不扣的“刺头”。他不但自己不改造，还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但即便如此，人民政府还是对他展现出了极为宽大的一面。黄维的身体不好，各个器官上纠缠着五种结核病，轻的能让人痛苦万分，重的则有致命的危险。政府为了给他治病，派出了不少名医专家，还动用外汇从香港购买特效药，用了四年的时间，总算是将他的病全部治愈。
要说黄维心里没有触动，恐怕没有人信。可是他天生一副倔脾气，即使心中对共产党一万个感激，嘴上仍然是不断放炮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黄维迟迟没有得到特赦。直到后来功德林结束了历史使命，黄维又被迁到了位于辽宁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。在这里，黄维似乎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一头钻进了永动机的研究当中。
永动机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永远运动的机器。在抚顺期间，黄维突然对这种东西发生了兴趣。他通过一些科学书籍得出一个想法：既然重力是守恒的，那为什么不以重力当做一个不会枯竭的能源，驱动机器去永远运转呢？于是，他开始找各种资料来设计原型机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后来管理所里的书籍不够了，他还让妻子帮他在外面寻找资料。
黄维的妻子蔡若曦是大家闺秀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早就知道永动机这种东西，在传统物理学的领域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。为了打消丈夫的执念，她每次来探监的时候都会带来不少前沿科学的书籍，用以证明永动机的荒谬。可黄维的执拗劲儿又上来了，谁劝也不听，执意要进行自己的所谓“科学研究”。也因此，不少人说他是“神经病”。
可是，黄维的举动却让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员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。黄维这种人，你和他说你错了是没有用的，想要改造他，必须先贴近他的内心，用关怀去感化他才可以。于是领导们不但支持黄维的研究，还特批了几千元的资金，以及几个工厂中的老工人。几个人在车间废寝忘食的工作，制作了数不尽的机器设备。最后虽然永动机不可避免的失败了，但是黄维尘封的心扉却渐渐地向党和人民敞开了。
黄维为什么会对永动机产生兴趣，原因众说纷纭。很多人认为是黄维拒绝改造之余百无聊赖，用科学研究来打发时间。但是，后来黄维自己说出了主要原因：“过去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，好听一点的说我是幻想家，难听一点的说我是神经病。其实呢，正是我考虑到了三年内战，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我才要搞科学实验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，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，以补偿罪孽之万一，这有什么不好呀!”
在抚顺，黄维度过了充实而又难忘的七年。1975年，毛主席大手一挥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有战犯都获得了特赦。黄维也因此走出了自己所住的2号监室，回归了家庭。此后黄维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，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笑容，终于让这位执拗的老将打开了心结。此后他在女儿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南方，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和方志敏烈士的墓碑前留下了悔恨的泪水。
后来黄维成为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，致力于记录中国近代的军事历史。这个职位，是周总理为那些完成改造的国民党老将特意设置的，既有助于让他们自食其力，也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。经过不断地研究，黄维的思想进一步转变，终于彻底的重获新生。
1985年，82岁的黄维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晚景，对过去的岁月感慨良多。不过每次和人谈到在功德林和抚顺改造时候的岁月，黄维都非常兴奋。这两个地方留下了他27年岁月的回忆，也留下了他思想转变的艰难历程。尤其让他难忘的，是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。
不久之后，他就踏上火车，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。如今，这里正在计划改造成纪念馆。黄维得知后，立刻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狱方请求，希望能到自己住了7年的2号监室住上一晚。他感慨地说：“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政府展现出了无比的耐心，哪怕我再抵制改造也给了我接受教育的机会，让我这个顽固分子可以变成新人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