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报告政府，我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但是，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，就是在枪毙我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打我的脑袋？”
1953年4月26日，当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手雷恒成，被五花大绑地押上刑场时，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要求。现场的负责人很轻蔑地一笑，说道：“现在知道顾全脸面了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既然知道罪大恶极，为何要犯下那样的大罪？我们行刑自有规章，打哪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”
雷恒成一听这话，默默地低下了自己的头，腿一软，就跪在了刑场上。
人都说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往往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，都会有些特殊意义。那么，这个雷恒成，为何会提出不打脑袋的愿望呢？除了杀害李大钊之外，他还犯过那些罪行？下面，我们就慢慢来说一说这个人。
雷恒成，本来是一个清朝皇室的远支亲戚，在当时有被封为贝勒甚至王爷的资格。在清朝末年的留学风潮中，他也搭了个便车，去了日本留学。相比起其他的那些权贵公子哥来讲，雷恒成学得不错。在完成了一些基础科目后，他先后进入了日本真武学校和宪兵司令部，学习如何管理新时代的警察。
1909年，慈禧太后去世，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即位，皇帝生父载沣被封为摄政王，代行国政。载沣是个顽固的“排汉”分子，上台伊始就开始大肆册封满族子弟担任要职。而雷恒成，也在这一时期，被提拔进了警察局。
但是，雷恒成并不认为自己“世受皇恩”，他对北洋军阀的忠诚，远远超过对清朝皇室的。1912年，北洋军阀袁世凯开始游说清朝皇室交出权力，不再称帝。雷恒成看出来，这个袁世凯不一般，于是便趋炎攀附。在袁世凯阻止孙中山北上、进而发动“北京起义”焚烧百姓房屋之时，雷恒成出工出力，干了不少事。因此，他在清朝覆灭后仍然得以安然过活。
1916年，袁世凯在复辟闹剧后黯然去世，中国随即进入军阀混战时期。而古都北京，则是先后遭遇了多次事变。比如“府院之争”、张勋复辟、北京政变等等。多次的政治变动，让北京的局势变得特别不稳定。雷恒成在这个阶段，一直小心地应付着。
1926年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、阎锡山等人合作，赶走了冯玉祥，占领了北京。他自称“安国军总司令”，想要在皇城根有一番作为。雷恒成此时，走动了一些门路，给自己运动来了“国安总指挥部”调查司副司长和调查队队长的职务。此时，正是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，雷恒成将镇压学生当作了自己的晋升台阶，手段相当毒辣。
1926年，日本和英美等国，以《辛丑条约》中的相关条款为依据，要求北洋政府让出华北的大部分利益。消息传来，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带领五千多名学生，走上街头，抗议对方的无耻行径。日本人向张作霖施压，要求严惩“肇事者”。结果，李大钊上了军阀们打击的黑名单。
上面既然有想法，善于逢迎的雷恒成自然不会吝惜自己的气力。他派出手下的眼线，四处搜捕李大钊。到了1927年，他接到了一封告密信，上面写着，有大批共产党人躲在苏联的旅馆中。雷恒成马上集合队伍，前去抓捕。结果这一次，不仅李大钊被他抓住了，还有六十多名革命者，以及李大钊的妻子儿女，也惨遭抓捕。
抓捕过程中，雷恒成发现了一些苏联方面命令李大钊组织起义的文件。据此，雷恒成将李大钊污蔑成是“苏联间谍”，让社会上的人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地误解。而李大钊用来防身的一把勃朗宁小手枪，也被雷恒成私吞了。
雷恒成清楚李大钊的价值，为了套出党组织的秘密，他对这位革命先驱使用了各种酷刑。李大钊虽然看上去十分文弱，但内心却十分坚强，任凭敌人严刑拷打，就是不吐露半点秘密。而蒋介石，则是一直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让张作霖最终决定处死李大钊。
得到消息后，李大钊的表现十分平静，准备慷慨赴死。但是在去世之前，他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要求：不要枪毙自己，也不要砍头，他要死在绞刑架下。张作霖感叹他的血性，于是特地让人去买了一副老旧的绞刑架，整修之后，用于执行对共产党人的死刑。
在绞刑架上，李大钊被往来执行了三次绞刑，来回折腾了四十多分钟，才最终去世。其状况之悲催，让人揪心。但是，雷恒成却凭借此次抓捕而声名鹊起。日后他在抓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更加积极，并逐渐因为这种“功劳”，成了张作霖的亲信。
1928年6月，张作霖在日本人的压力下，乘坐火车返回东北。当列车行至皇姑屯一带时，日军预设好的炸弹爆炸，张作霖因此而去世。雷恒成这个半大不小的亲信，也一下子失去了靠山，只能继续低调度日。
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准备吞并整个东北。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采取了“不抵抗”政策，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。很快，日军就在东北扶持傀儡政府，为自己的长期统治服务。当初的那些清朝的遗老，此时都认为这是复国的好机会，于是统统投效到日本人门下。这个时候，雷恒成虽然随着东北军撤退到北平，但是也动起了投敌的心思。
不久之后，雷恒成认识了汉奸殷汝耕，并且在其蛊惑下，彻底叛国投敌。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，组建了伪“冀东共产主义自治政府”，欺压自己的同胞，为侵略者铺路搭桥，犯下了累累罪行。
在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雷恒成被国民党二十九路军逮捕，准备以叛国罪处以极刑。但是，雷恒成十分机灵，他趁着日军进攻的混乱时机，居然成功逃跑了。此后他感觉，只有跟着日本人才能得一条活命，于是便又投靠了汪伪政府，先后在河北、山东等多地当县长，或者更高一级的地方官。他在任期间，多次帮助日本人打击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，双手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。
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普天同庆。但是，雷恒成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。他知道，自己罪恶累累，如果被抓住，必然逃不了活命。于是，他返回北京，在西郊的一个寺庙里出家，当了一名和尚，法号了明。不过。雷恒成能说会道，能掐会算，很快就在一众僧人中脱颖而出，成了有名的“了明禅师”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转眼之间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在眼前了。雷恒成听说，很多当年遭到过他逮捕的共产党人，如今都以官员的身份回来了。他的心里越来越慌，于是决定南下逃跑，到大上海生活。凭着在寺庙里学的一些佛学、易学的知识，他化名赵志安，摆起了算卦的摊子。为了招揽生意，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老神仙”。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这一次，没有关系去海外的雷恒成，真的是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了。他很想躲起来，但是为了生活，他又不得不出去摆摊。几乎每天，他都在提心吊胆地生活着，唯恐被人认出来。但是，也该着他恶贯满盈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让他暴露了。
1951年，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“镇反”工作，很多隐藏起来的特务都被揪了出来。有一个姓赵的北京人，是个老革命。在上海出差时，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个“老神仙”。他一开始只是觉得眼熟，但是仔细看了一会儿才发现，这个算命的，就是当年杀害了李大钊和几十位同志、后来还当了汉奸的雷振成！
于是在这一年的6月10日，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一封举报信，报告在上海一个卖卦的老人，正是逃遁多年的雷恒成！由于关系重大，此事被迅速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。两位首长迅速下达指令，调集人手，侦破雷恒成一案。
很快，一些当初与雷恒成配合的案犯就被调了出来，重新进行审理和讯问。很快，雷恒成的往事便浮出水面。当侦查员将其如今的照片拿给那些同案犯指认的时候，他们瞪大了双眼，大喊道：“就是他！”
既然已经确定，那剩下的事情，就是抓捕了。很快，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的局长马益三就接到了命令，让他迅速抓捕雷恒成。为了防止此犯再次逃遁，上海的公安同志作了周密的安排。最后，探员鲁全发拿着上级批下来的现金和金条，假意去找雷恒成算卦。雷恒成见钱眼开，便跟着鲁全发上了一辆汽车。结果，等他发现汽车开到了公安局时，想逃已经来不及了。一个罪大恶极的历史罪人，就这样被绳之以法。
紧接着，公安人员搜查了雷恒成的家，在其中发现了能证明他真实的身份资料，以及一份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。上面的照片和签字，是无可抵赖的证据。
逃亡多年，此时落网，雷恒成反倒镇静了。他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完全交代了自己所有犯下的罪行。很快，案件便审理完成，法院也给出了判决：判处雷恒成死刑，立即执行！而行刑的日期，定在了1953年4月26日。
知道判决之后，雷恒成也一度痛哭彷徨，但是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？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在行刑当天，雷恒成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再次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忏悔。然后，他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请求：子弹不要射击他的脑袋。虽然当时的主管领导对他的这一要求进行了一番批评，但是出于人道主义，还是同意了。最终，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，这个罪大恶极的历史罪人，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。
至今，我们仍然不很确切地知道，雷恒成为何要提出这个要求。有人说，他这是觉得，自己干了那么多缺德事，还当了8年汉奸，不留一个好的面相，无法去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；也有人说，可能是让自己的死显得更体面些。无论如何，都无法改变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！对人民犯过罪的人，必然会受到人民的严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