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16日，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118师在邓岳师长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大武汉。在军民联欢的喜庆气氛中，这座历史名城终于以比较和平的方式，回到了人民手中。迫于解放军的强大压力、地下组织的积极活动和张轸将军起义的三方面作用力，白崇禧带队仓皇逃窜，武汉完整解放。
然而，第四野战军的全体指战员却还有忧患。武汉边上的大别山区，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根据地之一，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，老区中的老区。尤其是这里红安县的七里坪，号称“家家有烈士，户户有红军，处处埋忠骨，岭岭皆丰碑。”可是解放前后，这里也因为山高林密，成了土匪的天下。国民党军撤走时候，还刻意地留下了一部分人，整编了一部分土匪，专门给解放军捣乱。就像四野司令林彪将军说的那样：“大别山啥都缺，就是不缺土匪。”
以四野对国民党正规军摧枯拉朽的攻势来看，几个土匪是翻不了天的。但是，白崇禧及其部队仍然还在南方活动，四野绝大部分部队必须要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继续追击之。所以剿匪的任务，只能交由鄂豫皖三省的当地武装力量来完成，担子很沉重。当时的安徽，被分成了皖北、皖南两个省级行署，剿匪工作便交由皖北行署负责。
那么，大别山的匪患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又猖獗到了什么地步呢？这还都得从白崇禧说起。
白崇禧曾经担任过桂林军校的校长，从这里出来的军官都会喊他一声“校长”。这个尊称很让人上瘾，白崇禧也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样，非常愿意使用自己培养出来的人。这一点也就是桂系兵将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格格不入、互相掣肘的根本原因。
于是，一些白崇禧很看重的人，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军内的“边缘人物”。白崇禧的得意门生汪宪，1939年就已经是个少将了，不过后来由于蒋介石的影响，在国民党军内始终没有混出名堂，1948年还只是个少将专员，职务上没实权，军衔上原地踏步，十分的憋屈。
到了河南解放的时候，汪宪被我军俘虏，他立刻就表现出了一副“洗心革面”的姿态，认罪态度很好，在俘虏学习班里表现得也非常积极。我党工作人员认为这个人已经被彻底改造，很快就将他释放了。
获得自由后，汪宪在第一时间就跑回了国民党军队中，继续和解放军对抗。此时的中国战局中，白崇禧的分量已经非常之大，在他的支持下，汪宪当上了第 92 师师长兼河南第9专区专员。但是很快，汪宪再次被解放军击败，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武汉。白崇禧也明白天下大势，所以并没有责怪汪宪。
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前，白崇禧知道不可力敌，便决定效仿当年的红军，在鄂豫皖、大别山地区建立所谓“敌后”根据地。那么，谁是留下来打游击的“领导者”呢？白崇禧想到了汪宪。他对大别山区域的熟悉，在国民党军中无人能出其右。于是，白崇禧便把经营大别山的重任交给了他。
汪宪得了这个差事，立刻向白崇禧要人，让自己的两个学弟：樊迅和顾荧，来辅佐自己。三个人一起在白崇禧面前表决心、吹牛皮，表示要“死而后已”，把这个“老校长”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白崇禧表示，让三个人用各自的身份收编山里的土匪武装，自己可以给番号、给弹药、给装备。只要他们能在大别山坚持下去就可以。等到过一阵子国际形势变动，国军必然会反攻回来！
于是，以汪宪为总司令的“鄂豫皖人民自卫军”成立了。汪宪终于得了个中将军衔，樊迅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，少将军衔 ，顾荧为副司令。顾荧因为长相太有特点，没有到职。
不能不说，收编土匪，汪宪还是有点儿办法的。靠着一张嘴和国民党开的空头支票，他还真在大别山里拉起了一支1.7万人的队伍。他立刻向白崇禧报告，自己已经发展了4万多人，对外号称“10万大军”。白崇禧立刻向国防部报告，大别山区已经发展出了“七八万人”，对外号称“20万游击大军”。靠着层层忽悠，他从蒋介石那里要来了不少装备和金钱。
白崇禧先后3次派飞机给汪宪空投补给，总计有电台2部，报话通话两用机12部；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共30余万发(其中炮弹3000发) ，重机枪弹带50条，还有军用地图、药品、炸药、反动书籍和传单等。汪宪一下成了土财主，在大别山区建立了很高的威信。
但是，白崇禧让汪宪在大别山坚守，这是真的高看了这个学生。汪宪的行事作风，和当年的红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他用于降服人的手段，就是不停地杀杀杀，手段极其残酷。他到任后，立刻就颁布了简称"三杀"的"土匪法律"：
给解放军带路者杀，给解放军报信者杀，匪兵被解放军捕获不联名具保者杀。
这三条并不是简单说说的，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在了实处。他们到处烧杀掳掠，所到之处十室九空；出于对解放军的憎恨，土匪们经常突袭我区乡政府，抢劫物品，疯狂杀戮。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，一个月内就有农会干部200余人被杀；此外，他们还组织人员，发起暴动和恐怖袭击，威胁政府的统治……。凡此种种，罄竹难书。
更为恶劣的是，汪宪把土匪武装当成了自己敛财的一个工具。对于过往的行人，凡是有北方口音的，只要给不出钱来，便以共党间谍处决。河北有个马戏团巡演来到立煌县，因为没钱买命，土匪们竟将8名演员全部活埋；到皖北做生意的26个湖北商人，也因交不起高额“罚款”，被全部活埋。大别山区，一时间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
土匪如此猖獗，皖北行署非常重视。但是剿灭土匪是十分困难的，主要的原因是三点：
一、随着四野大部队南下追击，现有剿匪兵力并不足够。
二、大别山地处三省交界，各省分散剿匪，难以防止土匪来回逃窜。
三、土匪占据地利，机动灵活，部队集中行动往往找不到土匪，一旦分散行动又会被土匪偷袭。
综合考量之后，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剿匪部队的数量，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及工作委员会，任命湖北军区副司令王树声为司令兼工委书记，统一指挥剿匪工作。
王树声，应该算人民解放军中，对大别山最为熟悉的人之一。他1905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项家冲。18岁时，他考入麻城高等小学，在校长兼堂兄王幼安（又名宏文）的教育和启发下，逐渐接受了新思想，并加入学校里的马列主义研究会，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。后来他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，将自己的革命思想继续向下传播。
王树声于1926年入党，1929年就领导参与了黄麻起义，此后正式进入军界，先后历任鄂豫皖边区红军师长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，为创建鄂豫皖、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1932年，鄂豫皖边区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所谓“围剿”损失巨大，只能被迫放弃这块根据地。王树声全程参与了此次武装斗争，虽然战役失败，但是主要是“左”倾战略错误，王树声并没有责任。他对大别山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岭，仍然充满了感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带领部队参加了旨在打通和苏联通路的西征。1937年3月，西征失败，王树声一路乞讨，历尽艰辛，辗转回到延安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王树声一直活动在晋冀豫军区，没能回到大别山附近。但是在1947年，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，王树声回到这里，再次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，并担任鄂豫军区司令员。淮海战役之前，为了中原战局的总体需要，他才主动撤出大别山，再次离开了这片美丽的土地。
正因为王树声对大别山区的感情，中央才让他出来挑这副重担。
不过，这次王树声“三进大别山”，与前两次的情况不同。不管是1932年反围剿，还是1947年挺进中原，他所面临的情况都是敌明我暗，我军在暗处以动制静。而这一次，则是我军在明而敌人在暗。而且，经过国民党的调教和多年的活动，土匪的反侦察意识非常强，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而且，土匪都是本地人，对山里的情况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比解放军熟悉得多，这也是他们一个天然的优势。
针对土匪的特点，王树声制定了周密的计划，调集了大部队进剿。具体的时间，定在了1949年9月5日。他下达严令，所有部队在8月底必须到位。
临走之前，华中局第三书记、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向王树声提出了几个要点：第一，阵前指挥由王树声处置，别人不加干涉；第二，本次剿匪，一定要彻底，不留后患；第三，为了消除人民群众的顾虑，部队进剿之后，必须要用起码两个月的时间种菜、养猪，表明自己长期驻扎、绝不轻言撤退的态度！这三点，是当初林彪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之谈，非常有效。正是靠着这一招，林彪打通了土改和建立基层政府的关键，东北野战军从此不断吸收当地百姓参军，短短一两年，就从十万发展到了一百多万。
王树声对邓子恢的建议十分认同，但是，命令落到基层，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。他们觉得，剿匪就是一个字：打！彻底是必须的，但是种菜养猪，这个工作可以先缓缓。于是，在王树声剿匪之初，收效并不是特别大。
1949年9月5日，剿匪部队完成部署，开始按照计划分南、北、东三面，同时向汪宪的指挥部的指挥部金寨发起进攻。同时，一部分部队按照预先划定的区域，开始剿灭当面之敌。
按照王树声的想法，部队是分三层部署的：第一线为进剿、追剿部队，负责直接攻击各个土匪盘踞的山头，猎歼敌人；第二线为驻剿、截剿部队，负责切断土匪之间的联系，拦阻他们撤退的道路；第三线为封锁部队，负责控制进出围剿区的水陆交通。由于兵力有限，封锁工作主要由县、区武装和民兵负责。
作战计划详细，层级、分工明确。按说，大别山中土匪密度那么高，即使这次出兵不能完全剿灭他们，至少也应该能给他们沉重打击，我军的战果应该不会少。可是，实际情况让人摸不到头脑，虽然解放军剿匪部队的攻势很猛，但是却很难产生什么战果。就拿汪宪主要的指挥部金寨来说，多方围剿，仅仅俘虏了80多个土匪，还都是老弱病残身体活动不便的；所缴获的，也就有十几条破枪。国民党空投下来的精良装备和汪宪的精兵毫无踪影。
王树声知道，这是自己的计划还存在死角。土匪对山势山路太熟悉了，除了解放军进军的大路之外，肯定还有不少小路。想要彻底围堵他们，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于是，王树声改变策略，不在白天攻击，等到入夜在进山清剿，可是收效依然不大。很多战士反应，由于环境不熟，很多次明明土匪已经被包围了，可就是抓不着。
白天不行，晚上也不行，剿匪工作陷入了困境。
那么土匪们真的如同鬼魅一般，来无影去无踪吗？当然不是。除了对环境的熟悉之外，情报工作也是他们的一大优势。经过多少年的经验，很多当地百姓已经被土匪吓怕了，只能被逼无奈给他们传递情报。
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土匪会化妆潜入我军解放区刺探情报。解放军及政工干部初来乍到，不认识他们。而当地的百姓认识，却又不敢举报，害怕到时候会遭受报复，只能任由他们来去自如。
正因为以上的两个原因，才让剿匪部队在情报上吃了大亏。往往解放军刚刚出发，消息很快就送到了土匪手里，他们自然可以快我军一步。
王树声察觉问题所在，就他让干部下乡走访，听到了一个胆大百姓的抱怨：“你们当兵的是飞毛腿，随时来随时走。你一走，这里又是土匪当家。就像当年，红军走了，恶霸土匪立马回来屠杀红军家属，杀得那是血流成河啊。后来刘邓大军来了，然后又走了，恶霸土匪又回来了，又祸害我们老百姓。我们大别山的人民，流的血太多了，吃过的苦也太多了，见你们来来回回的也太多了，谁知道你们这次是不是又当飞毛腿？”
知道了个中缘由，王树声开始思考对策。他知道，现在的症结所在，就是发动群众，让百姓明白，自己这次来是真剿匪，而且是不消灭完土匪不会撤兵的。但是，口说无凭，必须要拿出实际行动来。于是王树声立刻下令，严格按照邓子恢的建议，所有部队除了要和百姓打成一片，还要大张旗鼓的养猪种菜！
有些战士当初就想不明白，现在还是不明白，觉得剿匪跟养猪有啥关系呢？难道部队不拿枪拿锄头，是要当农民吗？还是后勤给养跟不上了？王树声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，大家最后终于想通了。此后，所有部队展开了一场养猪种菜的运动，不仅自己的部队种，还要帮老百姓种。这一下，军民关系更加和谐，百姓也真的相信，剿匪部队已经把大别山当成了家，不打完土匪不会走。
为了增加宣传效果，有的部队还贴出了大标语：“土匪不肃清，坚决不收兵!”
此举当真是一举两得。部队不但自己解决了一部分给养，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剿匪效果：大生产运动开展第一个星期之内，便有土匪1500余名被捕。虽然大多是些小喽啰，但是成果已经比当初大了不少。照此发展，捉拿汪宪等匪首，已经是指日可待了。战士们纷纷表示，想不到养猪种菜，比飞机大炮还厉害！
此时的汪宪已经是焦头烂额了。他明白自己手下这几块料，在没有底下百姓掩护的情况想撑不了几天。于是他赶紧给白崇禧发电求援：
“共军在此养猪种菜，似乎意在长期驻守。如今军队士气消沉，如国军短期内不能反攻夺回武汉，卑职等恐难继续潜伏于大别山。”
当秘书把电报拿给白崇禧时，这位国军中的小诸葛仰天长叹，说了一句：
“完蛋了，这回完蛋了！”
手下人赶紧宽慰，并问到底怎么回事。白崇禧思量半晌，很无奈的说道：
“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攻，汪宪能应付。可现在他们种菜养猪，这就谁都没辙了。共军这摆明了是说以后他们不走了，要铁了心对付汪宪啊，以他那点儿东西，哪里能守得住！”
而这时候，反攻武汉已经早就成了泡影。9月13日，我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衡(阳)宝(庆)战役，白崇禧一路撤退，早就回了广西，将四个师的兵力扔下当了炮灰。连正规军都管不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汪宪这些土匪呢！
反观我剿匪部队这里，却是越来越有底气了。部队的青菜一天天长高，猪也一天比一天肥壮，老百姓的心安了，纷纷给提供土匪的线索。而土匪们也越来越沉不住气，一些被胁迫上山的土匪甚至向剿匪部队投降，希望能争取宽大处理。
不久之后，根据百姓的报告，剿匪部队抓到了两名土匪。这两人身形单薄，皮肤白净，百姓一眼就认出不是本地人。经过审讯，好家伙，这可是两条大鱼：他们分别是汪宪司令部的报务员和译电员。
令人失望的是，这两人现在并不知道汪宪的下落。他们只是供述，现在电台已经被交给了一个叫段长胜的参谋，说是让他藏在家里。但是段长胜家在哪里，他们并不清楚。
线索似乎断了，但是段长胜这个人，却是个新情况，值得挖掘。一次，部队士兵帮百姓收割水稻，无意中说起了这个土匪参谋段长胜。旁边一个老汉马上报告说，附近的山上有一户姓段的人家，据说他们家有个儿子是土匪，可以去他们家看看情况。
似乎已经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。就在第二天一早，部队正研究如何布控的时候，一个放牛娃来报告，说他亲眼看见那个姓段人家的老爹往山上送饭。部队立即派出一个班，由放牛娃带着直扑段家！
段家老子看见解放军的时候，已经知道没法逃走了，便使了个掉包计，想把他家的哑巴长工当成段长胜，交给解放军。这等伎俩很快就被识破，剿匪部队开始在段家布控。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，段长胜受不了了，跑出山来自首了。
顺着这条线，解放军顺藤摸瓜，很快就将汪宪抓获。这一天正好是9月30日，是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！剿匪部队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，为国庆献上了一份礼物。
汪宪被抓获后，大别山中的土匪们成了没头苍蝇，很快被我军各个击破，消灭殆尽。而王树声将军高兴之余，也留下了终生遗憾：他为了剿匪，坚持在第一线指挥，没能参加开国大典。
王树声的“养猪种菜”这一招，是十分高明的心理战。他用过这种方式，不仅向百姓表示了自己“除恶务尽”的决心，也告诉土匪，你们想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不投降，等待着你们的只有毁灭。这样此消彼长，又有什么样的敌人能够对抗呢！
明朝的圣人王阳明曾经在广西剿匪，用的方式是著名的“十家牌法”，也就是保甲法，强行用行政命令引导百姓。而王树声养猪种菜这一招，润物细无声，看似平淡的就把人民的意志拧成了一股绳，手段比王阳明还要高明。
1955年，新中国举行授衔仪式，王树声授大将军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