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总理，我还有一个会议要参加，现在必须马上离开！”
1964年9月23日下午，正在中南海参会的张爱萍将军，突然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，然后举手和主持会议的周总理请假。在那个时期，每一个高级将领的身上都有一堆的事，中途请假毫不稀奇。周总理看了一眼张爱萍，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张爱萍拿起公文包，快步向外走去。但是刚到会议室门口，身后却响起了总理的声音：“张将军，你带文件出去了吗？”
张将军明显一愣，然后脸色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没有。”
“警卫员，查看一下张将军的随身物品，连他的衣服口袋也要看一下。”周总理说道。他话音刚落，三个警卫员就走了过去。张爱萍十分配合地张开双臂，让他们自由检查。一番查看之后，警卫员看向周总理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周总理一脸轻松，说道：“张将军，你走吧，路上小心。”
张爱萍是我国的开国上将，战功卓著，地位很高，信仰坚定。按说即便是周总理，也不应该那么不客气地让人去搜他的身。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还真是有，而且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。
1945年8月6日，随着日本广岛上空的一道闪光和一朵蘑菇云，世界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那些普通的枪炮、坦克，甚至飞机、航空母舰，都突然变得不再重要。核武器，一种新的武器门类横空出世。其威力之大，只能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话来形容：在这种武器面前，只有一堆火和一堆灰。
对于核武器，毛主席有着很深刻的认识。他多次和人提起：“真正能左右战争走向的，只能是人。”在当时的世界上，敢于如此蔑视核武器的，也仅仅毛主席一人。
但是，毛主席的态度只能说明他不怕核武器，但并不能说明他认为核武器没用。相反的，毛主席比谁都更希望中国拥有核武器。
全国解放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中国曾经数次受到过核武器的威胁。
第一次是在抗美援朝时，在前两次被志愿军打急眼的麦克阿瑟，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打了一个报告，希望在朝鲜播撒“核废料”。杜鲁门则更绝，直接在媒体上宣称要对志愿军使用原子弹。后来在英国首相艾德里的斡旋之下，这次危机平安地渡了过去。
第二次则是在1962年，在中国透露出想要收回香港的意愿，英国人急了。他们深知，如果比常规军力，他们远远不是中国的对手。想要真的想要在和中国的战争中胜利，原子弹是唯一的选择。于是，48枚“红胡子”战术原子弹被运到了香港，同时而来的还有拥有高空投放能力的轰炸机。但是，后来中国没有主动进攻香港，那么自然，英国也就不再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了。
第三次，是在1971年。当时，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，中苏两国关系异常紧张。1969年，苏联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，结果被解放军所击败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扬言，要对中国的几个城市和几个集团军进行核打击。后来由于美国和中国改善了关系，并且承诺用自己的核武器来保护中国，这次的事件才算是最终平息。
对于这些威胁，我国有个统一的词汇——核讹诈。西方国家和苏联，欺负中国没有核武器，动不动以此为威胁，以达到自己的龌龊目的。这对于中国的独立自主，无疑是有害的。毛主席对此深恶痛绝，喊出了那句很无奈的话：“中国就算是要饭，也要有根打狗棍！”于是在1958年，刚刚从外战中抽身出来的新中国，便开始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。
中国的原子弹之路，走得颇为艰辛。在当时，中苏关系还如同兄弟一般亲密。那么自然，中国要研究原子弹，直接让苏联专家帮忙就行了。但是，随着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个事件的发生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。赫鲁晓夫一声令下，苏联专家全体撤回，资料全部烧毁。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还未起步，就被人放了鸽子。
在当时，受影响的项目不止原子弹一项，火箭的研制、国内工业的发展，统统陷入了停滞。而且祸不单行，从1959年开始，中国天灾频仍，而苏联又选在这个时候，向中国索要“债务”，并且指明需要中国的生鲜农产品抵债。一时间，国家财政赤字暴涨，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重重。
然而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，我国仍然启动了原子弹的研制计划。由于苏联专家撤走时，毁掉了所有已经完成的科研成果，导致我国的研制工作，实际上要完全地从零开始。国家立刻着手组织专家团队，从原理开始进行摸索。但是，这项工作毕竟是科研，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证是不行的。那么谁来做这个认证工作呢？周总理想到了张爱萍将军。
张爱萍将军是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管理人才，在过去的战斗岁月中，他面对敌人虽然不乏勇敢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，却是他对科学的尊重。他从不蛮干，打仗之前总是会做好最符合战场规律的计划。在我国解放海岛的战斗中，总能见到他的身影。他也是解放军中，第一个使用海陆空联合作战方式的人。
1955年，张爱萍被调入总参工作，主管武器的研制和发展。他和一些专家、科研人员一起摸爬滚打，对于军事科学有着非常深入的认识。所以，当周总理想到要找一个人制订计划，推进原子弹研制的时候，头一个就想到了他。
张爱萍领命之后，立刻着手开始工作。他先是对国家科研的相关部门进行了走访，掌握了有哪些专家可以出力，有哪些设备可以使用等情况；之后他又往返于大漠和深山之间，寻找研制和试验场所。张爱萍的身上有战争时期的老伤，走起路来不像年轻人一样轻松自在。但是，他仍然坚持着，每天马不停蹄地走访。
不久之后，张爱萍将自己的调查写成了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》，提出集中全国的力量，努力攻关原子弹的计划。同时，他还给出了详细的时间表以及预算。一下子，蒙在我国领导人眼睛上的迷雾被吹走了，研制原子弹的项目终于走上了正轨。
在之后的几年里，由周总理亲自挂帅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推进着。国家除了成立了原子弹研究所之外，还成立了中央专委，专门以特殊的手段，来协调原子弹的研制。同时，贺龙、李先念、罗瑞卿等开国将帅，都在默默地为原子弹的研制做着贡献。而张爱萍，更是拖着病弱的身躯，往返于大漠和深山之间，一年也难得回几次家。
除了努力之外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程度，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。很多科研人员，一头扎进大山里，便是几年不出来。其间，他们不仅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去了哪里，就是一个报平安的电话、一封问候的家书都不能写。至于负责管理的将帅们，更是要遵守极为严厉的保密条例，处处以保守秘密为第一要务。新中国的武器研制还非常困难，我们必须小心那些可能存在的破坏，以及汹汹而来的国际舆论。
1964年2月，张爱萍接到命令，让他改任地对地导弹的研制领导工作。但是，原子弹这边的研制工作正处在紧张的收官阶段，张爱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于是，他只能是两头跑。有的时候，两个研制工作的会议“撞车”，他只能每场会议参加一半，然后就请假去往另一个会场。
1964年9月23日，原子弹的研制进行到了冲刺阶段，试爆的日期已经不远了。此时，项目小组又一次发起会议，商讨一些工作的细节。而地对地导弹研究小组也在同一天开会，张爱萍只能先开原子弹的会，再去开导弹的会。
这次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，在听了技术人员的一些汇报之后，他又一次提到了保密问题。周总理说道：“同志们，保密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。就拿我来说，我的妻子邓颖超，你们都见过，她也是一位坚定地革命战士。但是就算是在她面前，我也不提一点原子弹的事情。甚至前几天，她问了我几句，还挨了我的批评……”
一旁的张爱萍将军一边听，一边看表。不一会儿，他离场的时间就到了，于是他匆匆起身和总理请假。总理也知道他的身上还有另一项工作，便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。然而紧接着，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，周总理让警卫员搜了张爱萍的身，甚至连衣服口袋都没有放过。而整个过程期间，张爱萍气定神闲，没有一点恼怒的表情。
事后，周总理向在场的所有人解释了自己刚才的行为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，一切都是为了保密。并不是总理不信任张爱萍，而是怕他万一太忙了，将文件拿错了，造成了泄密。原子弹的研制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，在这时，一切都要更加小心。这一点，周总理清楚，张爱萍也清楚，所以虽然事情看起来尴尬，但两人却都没有情绪上的波动，也没有闹别扭。这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不过是工作中的一个常态。
这之后，张爱萍和周总理的相处一如既往，继续推进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最终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，罗布泊的上空爆发了一道刺眼的闪光，一个蘑菇云冲天而起。所有在场官兵无不欢欣鼓舞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原子弹试爆成功了！中国人被外国人“核讹诈”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！
1967年6月17日，我国的第一颗氢弹，也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。张爱萍没有参与氢弹的研究，而是全心全意地扑在导弹的研究上。有了原子弹和氢弹，对于中国来讲只是走完了第一步。有了拳头，还要打得出去才行。张爱萍此时的工作，就是给氢弹装上手臂，让它们能够打出去。
最终在1975年前后，在张爱萍的领导下，新中国的远程、洲际、潜地核弹道导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。中国国防的最大短板，就这样被补齐了。
如今，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正轨，经济稳中向好。这之中，也有着张爱萍将军的功劳。正是前赴后继的军工人，让中国的国防力量不断获得提升。正是他们的存在，让我们和平生活有了保障。
掌声送给以张爱萍将军为代表的新中国军工人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