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不喜欢这种做官的生涯。‘坐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’的那种生涯，多么痛快、自在。我前两年曾经向你许诺，抗战胜利了，我就回家。到今天，是越来越迫切了。人生数十年的光景，何必如此奔波劳苦呢？……什么功名利禄，我都看得淡然了。再苦几年吧，抗战的胜利就在目前了，这样我们也对得住国家民族了。我们自己的理想，也可告慰了。十余年来的辛苦，无片刻的休养，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，而且社会上的人也太坏了，又何必与他们争此功名利禄呢……”
如果说，这是一个人写给妻子的家书，那里边的文字有些无奈。恐怕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旧时代的勾心斗角，很难有这样的伤怀。谁能想到写这封信的人，竟然是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左右手、汪伪政权的军政高官、中共秘密党员周镐。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“三面间谍”，其一生让人惊叹。
1910年1月21日，周镐出生于湖北罗田。他在武汉上了一段时间的中学，后来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学习，毕业后参加了十九路军。
1933年，爱国将领蔡廷锴不同意蒋介石的“剿共”政策，在福建成立了自己的政府。蒋介石出兵镇压，结果十九路军失败，蔡廷锴被迫流亡。而时年24岁的周镐，也因受牵连而被捕。
一次被捕，让周镐开启了传奇的后半生
当时负责审讯他的，是一位以前的校友。此人没有对周镐刑讯逼供，反而是竭力劝他加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。此人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加入复兴社，以前的一切一笔勾销！周镐此时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，便答应了。于是他从一个十九路军的爱国军人，变成了一个特务。
然而刚刚加入复兴社不久，周镐就领教了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。一次汉口军统调查室的长官翻阅手下的简历，发现了他原来的军旅生涯，于是不由分说就指控他为“共产嫌疑”。这次调查因为“查无实据”，最终没有定案。周镐虽然仅仅是被关了几天禁闭，但心中非常不高兴。他觉得眼前这些人只会内斗，对侵略者却唯恐避之不及。而且，当初说好了以前一笔勾销，现在却又翻旧账，看来出尔反尔也是他们的常态。跟这些人共事，实在是太没意思了。
不过，这次周镐也是因祸得福，认识了军统核心成员之一——大特务周伟龙。周伟龙是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结拜兄弟，也是军统的元老之一。他觉得周镐此人够冷静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。于是在周伟龙的保护下，周镐官运亨通，在贵州、广东等地都当上了负责人。
周镐确实是一个特工方面的全才，当时军统局涉足的四大领域：邮电检查、缉私、谍报、督察，他全部有所涉猎，各方面的成绩也都不错。后来就连戴笠本人，也对他另眼相看。几年之间，他从一个尉官升成了少将，成了军统局内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潜伏于汪伪军委会
1943年初，周镐接到密令，让他从贵州调职到重庆。周镐到了重庆后，戴笠就给他布置了三项艰巨又危险的工作：去汪精卫的军委会潜伏，为政府收集情报；与大汉奸周佛海与重庆想要秘密联系，周镐要负责中间的沟通工作；策反汪伪军队，人数越多越好。
于是几天之后，周镐便神秘地消失了。他的妻子儿女，也被军统接到了重庆，好吃好喝的供养起来。不久，就有消息传来：周镐出现在了南京的汪伪军界，位置还很高。一时间，“大汉奸”的帽子劈头盖脸地扣过了，让他的家人十分难堪。不过好在蒋介石对这一家还算照顾，将几个孩子送入了沙坪坝的私立小学（校长为戴笠），而且食宿全免。
蒋介石和戴笠当然知道，周镐是高级卧底，必须让他在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。而周镐在南京孤军奋战，也是每天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一不小心就有灭顶之灾。他表面上混得风生水起，但是私底下却十分恐惧。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：“……你未必相信，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，虎口之内，幸有余生，其间痛苦，一言难尽，今日尚在者，非祖宗福荫，早丧残生了。”
虽然每天都活得相当不易，但是周镐的工作成绩还是显著的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军统的南京站恢复了起来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情报，通过电波被传送到戴笠的案头。而且在周镐的策反下，吴化文、孙良诚、张岚峰、郝鹏举等伪军将领，也都已经做好了反正的准备。最后随着日军的投降，他们带领手下，整建制的投靠了蒋介石。戴笠对周镐的工作非常满意，不断地提拔他，这也让周镐意气风发。
抗战胜利，周镐却成宪兵队阶下囚！
日本宣布投降之后，周镐领导的情报组织由地下转入地上，开始公开活动。为了统一南京方面的工作，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“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”。但是对他这个总指挥的职权，却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明。于是周镐就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，自行其是了。
1945年8月16日，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，周镐就宣布在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了指挥部，并且查封了银行金库和几个大的存货仓库。之后，他又派人去财政部、中央电台和日军宪兵队等部门，声明从今天之后，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部的指挥。第二天，他又下令接管了几家汪伪政权的官方报纸，又用各种渠道发布了“胜利专号”。
按说周镐的所作所为，是一个胜利者应该行使的正常权力。但是他查封仓库的行为，却动了一些国民党高管的奶酪。于是就有人去找了蒋介石，说周镐擅权。蒋介石此时正想对军统内部进行整顿，于是他马上下了那一道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：“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”。
老蒋的一道命令，直接废掉了周镐的权力。而他第一天的行为，已经引起了日军的愤怒。于是在8月18日，日军参谋小笠原中佐到了指挥部，以协商为名逮捕了周镐，并将其软禁于宪兵队。
这一番遭遇，可谓千古奇闻。一个胜利者的官员，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失败者逮捕！不管是对周镐自己还是对中国政府来讲，这都是奇耻大辱！
然而，戏剧性的变化还在后边。
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南京后，戴笠派人和日军交涉，把周镐转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关押。按理说到了自己人手里，周镐应该恢复自由才对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几天之后，戴笠竟然派人以“贪污”的罪名，将周镐押至上海审查！周镐在狱中多方求告，但是别人摄于戴笠的淫威，没人敢帮他。直到后来戴笠的座机失事，周镐才在军统局副局长唐纵的操作下，恢复了自由。
与此同时，周镐的家人，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他们从重庆被赶回了武汉，并且军统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生活。于是周镐的妻子只能四处找工作干零活儿，养活自己和3个孩子。
周镐到底贪了没有？在那个大环境下，他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周镐所拿的，绝对不会比那些幕后的高官多！而且，从后来的情况看，周镐的家属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优待、和他工资以外的待遇。由此可见，周镐纵然有所染指，也是把钱都花在了分化敌人和建设机关上。他自己，是清白的。而且作为一个长期卧底的大功臣，即使有问题也不应该用这种方法解决！
信仰之路
于是从那时候起，周镐对国民党和军统局彻底的失望了。后来虽然他又回到了军统，但是已经没有了当日的风光。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呢？他没有方向。
一天，有人敲开了周镐的家门。周镐一看，竟然是自己的同乡和同学徐楚光！久别重逢，两人把酒言欢。结果酒入愁肠，便化作了满腹的牢骚。周镐和老同学哭诉着自己的遭遇，觉得自己实在是冤啊！
徐楚光此时露出了神秘的微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以为我是为什么来的呢？我来是给你指一条明路。如今国民党已经烂透了，你还想跟着一起覆灭吗？”
周镐突然警觉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徐楚光坚毅地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！今天既然我来了，就是把自己的命交到你手里了。要不你跟我走我的路，要不你把我交出去请功！”
周镐想到了蒋介石的绝情，想到军统的不公，他饮尽了杯中酒，说道：“不说别的了，我跟着你干！”
从此以后，周镐成为了一个中共特别党员。他潜伏在保密局内部，不断地为党组织提供情报。不久，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签字批准，周镐光荣入党！
周镐的工作，其实一直不顺利。保密局的一部分人总是看他不顺眼，一有机会就会说他“通共”，把他抓进大狱。不过周镐和毛人凤的关系还不错，再加上他本身也比较小心，所以一直有惊无险。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在1947年9月。这一天，徐楚光去武汉看望周镐的家人，结果因叛徒出卖而被捕。周镐的妻子知道后，赶紧用暗语给周镐发去了电报，让他有所准备。周镐马上做好安排，让有关人员赶紧隐蔽、撤退，最大程度上减小了损失。
但是因为这次行动动作太大，周镐再次被捕。这一次，他的两个好友：少将经理处长郭旭和少将设计委员任建冰，两人联名给毛人凤写了保证书，周镐才得以脱险。此后他不敢继续在国统区待着了，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解放区，与先一步来的妻儿团聚。
周镐过去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，日常吃穿都很讲究。但到了解放区之后，他拿着6000元一个月的津贴（相当于半块银元），用着报纸糊成的信封，每天繁忙的工作着，居然也是乐在其中，丝毫不觉得苦累。不能不说，是信仰给了周镐力量。
后来周镐主要从事对敌人的策反工作，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宿迁、睢宁、沐阳、新安镇等地，建立情报网，串联爱国将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后来他还写了不少著作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色内幕。这些著作既是十分重要的史料，也对打击敌人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后余生，当誓为党、为国、为人民尽忠，拼命消灭蒋贼政权。余生有幸，必达此目的也。”
1948年11月13日，周镐在淮海战役的前线立下了一大功劳：他成功地谋划了国民党107军孙良诚部5800人起义，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周镐并不满足，他迫切地希望能“再下一城”，去策反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。这一次的难度，比策反孙良诚要大得多，但是周镐却义无反顾。临走之前，他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和随身钱物，对警卫员说：“如果我三天之内不回来，你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夫人，帮我照顾好家。”说完他就登上了小船，往刘汝明处去了。
很遗憾的是，周镐这一次找错了人。刘汝明将周镐来策反的事报告了蒋介石，蒋介石立刻命令抓捕。于是周镐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的保密局看守所，在几天之后被枪杀。
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，1965年，周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，是周镐和妻子李华初的爱情。李华初在周镐走后，一直在苦苦等待他的消息。解放后，有人说周镐去了台湾，也有人说他已经牺牲，但是李华初统统不信。她的心里，一直希望丈夫还活着，一家人还有团聚的一天。直到1965年去世前，她仍在等待着丈夫。这种执着的感情，让人感动。
